西德《世界报》驻北京记者鲁格：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相当于千军万马的人
- 国学礼仪
-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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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世界报》驻北京记者鲁格
他没有留下选集，甚至连一个字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一生的经历和由于他的工作而成为现实的震撼世界的事件，这些都历历在目。其余的就是他根据实际情况所发表的经过编纂的演讲稿。正如伟大诗人所说的那样，真正改天换地的人物的生活道路是如此陡峭，以致一般传记的横断面根本表达不了这种人物的伟大;这些伟人除了他们所创造的业绩之外，没有留下什么传记。是什么样的感情和思想推动这位不寻常的人物的生活，这是没有办法查考的。
大凡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具有一种魅力、精明智慧、人品非凡而且令人神往，然而对他却又捉摸不透。周恩来忘我地工作，他工作的成就就是今日的中国，他的全部业绩就是使中国团结一致。这样说也丝毫无损于毛泽东的作用，周恩来就承认这种作用，这种作用或许是对他自己人格的补充，他缺乏作出预言这样一种推动因素。有一位使节，也是一位老人了，他在前几年同时见到过周和毛，他回忆道，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在交谈中彼此之间是友好的，几乎是亲密的。
这位切合实际的幻想家周恩来是一位切合实际的幻想家，他能实现意识形态要求中所能做到的东西，而不在现实面前屈服。这种人是少有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周恩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列宁，但也不是斯大林。如果说他最终，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五年中，看来成了一个维持和保护新中国的组织和结构、并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之后使之恢复平衡的人，那么人们只是根据他最近几年的作用来评价他，这就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要是没有他那种明确的目标和革命的冒慧，取得胜利会更图难些。
共产党人中的关键人物他很早就知道，要改造社会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一个革命者不愿意看到流血也会看到流血。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于脑后，但对他来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便保护他同伴的生命，甚至是对手的生命。中国许多人回忆起，他总是设法减轻个人的痛苦，只要这种照顾不阻碍整个发展过程。他是一位有原则性的革命家，他从原则上不赞成搞恐怖行动。
或者是由于在国内战争中养成的习惯，或者是由于爱好，他习惯于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生活在一种紧张状态中，这种紧张不能单单通过有秩序的工作的成就加以消除，而常常要以充沛的感请对付它—这种情况或许比外国会谈对象在这位冷静而有理性的人物身上所能想象的要经常些。
当他还是年轻的大学生时就坚信，仅仅把中国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够，还必须通过摧毁旧习惯势力的办法来改造中国的社会。他早年曾为此被捕入犹。他在日本留过学，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做过工，在英国学习过，也在柏林生活过。他做他最擅长的工作尽管他的同胞当中存在着分歧，他还是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信徒和战士。他回国之后还担当这样的角色。在当时的国民党，即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运动中，他成了共产党人中的关键人物，这次运动在当时反对各省军阀，捍卫了中国的统一。以后他便参加起义并转入地下，当蒋介石悬赏速捕他时，在随时可能遭到危险和迫害的情况下，他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
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甚至比毛还要早。三十年代初，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同毛泽东相媲美的人。他经受了江西苏维埃的失败和长征的辛劳。当他的对手蒋介石一九三六年成了一位宁愿同共产党人共同抗日而不愿执行蒋介石的撤退战略的军阀的俘虏时，周恩来设法使蒋介石获释。他所谈判的结果就是在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力量之间建立了统一战线，这就是共同抗日的基础。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能够提高自己的威望，扩大对中国青年的影响。直到一九四七年，他一直是共产党驻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系人，是对手的伙伴位相当于千军万马的人物。
建设的掌舵人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起，这位政府总理就负责在革命胜利后从旧社会的废墟中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他的外交政策从最初的年代起就强调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且强调第三世界集团中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今天在超级大国之间具有全球性意义。历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好象对他都亳无损害，他一直领导着中国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灵活地捍卫了社会、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的结构。
在文化革命最严重的时刻，他还挤出时间来同那些慷慨激昂的红卫兵大学生进行讨论，并且通过几小时的谈话来耐心地说服他们——他不是革命变革过程的反对者，但却是他的国家自我毁灭的反对者。周恩来是久病之后去世的，尽管这可能是很痛苦的，但他可能没有别的希求。对于一个毫不迷信、没有自传的人来说，这种缓慢地去世同时也意味着给后继的领导人以时间，使他们能够做他一生为中国所作过的那些事情，这就是走到一起，组织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那些危及中国的发展和团结的痛苦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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