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殡葬网：中西方死亡文化及殡葬活动最终仍然是为了生者
- 殡葬习俗
- 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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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文化体系，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也引起了文化学家们极大的兴趣。这里仅就死亡文化传统作一简单的比较。
中国古代死亡文化，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以来围绕死亡问题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它对整个东亚、东南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方古代死亡文化主要是指古希腊、基督教时期围绕死亡问题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叩其两端”，中间形态也就便于理解了。如前述，由于各自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人口状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等差别，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在死亡文化上的诸多不同。现试归纳出如下：
其一由于祖先偶像崇拜的作用，中国人大体是以一元论的眼光看待死者及丧事、丧物的。亦是说对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来说，死亡似乎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不仅死者仍被视为本家庭家族的一员“编外人员”，死者的牌位、坟墓等直观物还被认为是死者存在的某种延伸、象征，四时祭祀，尤其神圣，受到百倍的尊敬和保护，所谓“事死如事生”。这些是万万动不得的，否则是最严重的冒犯。在作者老家，小孩若将不能玩的东西拿着玩，长辈人就会说“你干嘛不去玩祖宗灵牌子？”
严格地说，中国人的灵魂观念非常薄，他们更看重躯体，似乎只有在躯体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对灵魂的想象。脱离躯体而单独存在的灵魂就有些不正常了，就是所谓“孤魂”“野鬼”之类，即无家可归者也。祖先偶像崇拜很容易导致隆丧厚葬。
西方古代则是以二元论的观点看待死亡的，即躯体和灵魂是两回事。它重灵魂、轻躯体，躯体只是灵魂的一个寄居场所，死亡是灵魂的“解脱”解去锁链，灵魂可以脱离躯体单独存在，死亡文化中重灵魂的“升华”。现代虽然以科学观点看待死亡，但基督教文化“重灵魂”的传统仍在起作用，它表现为：以死者为“中心”，殡葬是在安置死者的“灵魂”丧仪中重“宁静”等，因而更容易倾向简丧薄葬。
其二中国人重血缘、重家庭家族、重孝道的社会原则被充分地融入了死亡文化中。中国古代，婴儿降临、长者去世，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大事，而且是本家族的一件大事。孝道原则不仅是生者的原则，也构成全部死亡操作活动的经线，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殡葬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操办的，是作为团聚家族成员并亲朋聚首的一次机会。宗法制既是这一类活动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这一类活动的根深蒂固。即便在今天，丧主若不向本家族旧称“本家”及亲朋报丧或后者知道后而不去奔丧都会被认为是“失礼”。
一次丧事是否合格，家族成员是第一认同者。西方宗法组织不发达，但教会势力强大，其社会作用相当于中国的宗法组织。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生和死更多地是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死亡是灵魂摆脱了躯体而皈依上帝人一经死亡，似乎就与自己的亲朋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躯体已经腐朽，灵魂则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去了。
基督教强调要以一个“纯洁的灵魂”去见上帝，因而古代的基督徒临终前要在牧师帮助下进行忏悔，最后一次认识上帝的“伟大”和“仁慈”，并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这一行为客观上起了精神上的临终关怀的作用。在丧礼中，人们更多地是给死者的灵魂去“天国”送行，或如现代西方的一种哲学幽默所言，灵魂到一个迄今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的世界去了我们于其中可以看到基督教灵魂观念的传统心理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理中，参加丧礼更多地是将死者的躯体送到另个“住所”坟墓去。
这一差别在丧事安慰上也表现出来：中国人爱以孝道安慰生者，以子孙兴旺安慰垂死者，这些都属于人伦范畴。如果死者是长者，他们常如是劝说丧主：你们已经尽了孝心了他她老人家在天有灵、九泉有知，也会心安理得的，并要生者“节哀”云云。对于死者的劝说，作者曾见过几位老人俯在一位弥留之际的老妇人的耳边安慰她：“你放心去吧，你的儿子、孙子都很好，孙子读书得了100分，很乖，他们都会记得您的，会按时给您送纸钱来……”云云。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丧事安慰，安慰者都未读过书，但对于中国人的临终心理需求却理解、把握得非常准确。她的孙子是否得了100分，这无关紧要，对死者进行“善意的欺骗”也是合乎道德的，要让死者对自己的后人充满信心、希望。这行为就是中国式的精神上的临终关怀。基督徒则以“死者的灵魂”已经“安息”、“超脱”了，不再有尘世的“痛苦”云云安慰丧主。这似乎是在说：他她比你过得还好呢，您操什么心？
其三，由于祖先偶像崇拜和宗法制的影响，中国人在丧葬上尤重外在形式，所谓“隆丧厚葬”。隆丧，是殡期长、讲排场、爱热闹、好攀比，往往是闹得愈凶愈好，参加者愈多生者脸上愈光彩。厚葬，坟墓要巍峨，墓室要坚固，陪葬物要丰厚，乃至有人殉者人殉到明中期英宗时才最后废止，恨不得将地球拿去陪葬。不客气地说，中国人更多地是在替生者办丧事。
西方人有简丧薄葬的传统，他们更多地是在为死者办丧事，打发灵魂比打发偶像物躯体当然要容易得多。在殡葬上中国人历来是一个爱热闹、爱面子，重人伦重形式主义的民族，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情主义的民族。西方人则显得相对冷漠或冷静一些，比较重个人、重实际效益。当然，中、西方死亡文化之间，既同属死亡文化，也必然有相同之处。
首先它们都从属于各自的社会总文化，是它的一个分支、一个侧面。后者为前者提供根据，成为其宏观背景；前者体现并帮助实现后者。两者之间是一股和个别的关系本原则一致。这也是死亡文化在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在中国古代，死亡文化从属于儒家“内圣外王”、礼治社会的总文化，是儒家仁学“孝”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被作为塑造儒家理想人格、“敬宗收族”，从而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对待，即纳入了社会总体协调的范畴。西欧基督教的死亡文化是基督教灵魂学说的一部分，意在培养人们对上帝的宗教感情，纯洁其道德情操，坚定基督教的轻尘世的生存观。现代西方的死亡文化则又受15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的人文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影响，诸如现代殡仪服务、临终关怀、安乐死之类也无非是让垂死者死得更安详，更少恐惧和痛苦。
其次殡葬活动作为一类文化性行为，它的每一举动招一式都是有含义的，无不体现着该社会总文化的某一精神，并深藏着人们的各类心理需要，诸如丧服、祭奠、丧宴，出丧时摔破碗之类。由于时间的久远，很多行为的含义已不为人们所理解了，它们被当作民间习俗累世相沿，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文化史学家们大体可以追溯到它们的原始意义。
此外死亡文化及殡葬活动最终仍然是为了生者，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统统如此。从形式上，它是一类死亡文化，实质上则是一类特殊的世俗的生存文化。殡葬毕竟是生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心理需求和社会需要在操办着，而观看者也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中国人只是表现得更为极端一些。
最后，生存文化和死亡文化恒相联系。由于生存和死亡的不可分离的联系着，死亡文化便成为了生存文化的一个参照物、一面镜子。即是说：人们如何看待生存便会如何看待并处理死亡，反之一样；而对其中任意一者看法的改变又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另一者，两者互相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一个民族的死亡文化中可以窥到那个民族的全部生存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