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隆丧厚葬：经久不息的殡葬厚葬模式的原因是什么？
- 殡葬习俗
- 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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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几干年间表现出了强烈的隆丧厚葬的兴趣，乐此不疲，必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该社会对此确有“需求”，就像人们需求粮食和空气那样。二是该社会有这一需求赖以满足的“机制”，如同大自然能提供空气和人们能生产粮食一样。否则任何社会需求再强烈也会落空。
一、隆丧厚葬的社会需求
这里讲的社会需求，通常是自发状态的。在历史上，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行为的性质常常是无关紧要的。而这种社会需求一旦进入自觉状态，则属于国家意志范畴。然而，从个长过程看，国家的意志也消融于整个社会的无意识之中了。
我们要区别两个概念：重视殡葬和隆丧厚葬。一般而言各民族对于死亡操作都相当的重视，视之为大事；但达到中国古代那种隆丧厚葬程度的毕竟是不多的。这需要从社会主客体的各个方面找原因。
导致中国古代隆丧厚葬传统的社会需求：
首先是消耗社会的过剩精力。中国历来人口众多，古代农业社会的节奏慢，带封闭性的地理条件又缺乏海外活动(如对外通商)，这里农业生存条件的优越又使人们对于对外扩张甚少兴趣，经常有较长的和平年代又总使大量的社会精力处于闲置状态。它只能也必然会在社会内部找到消耗场所，而民间的丧葬活动便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补充实现形式。死人是一件大事，人们利用这一事件，族人、亲朋、故旧闻讯而至，大肆张罗，吹吹打打，吵吵唱唱，少则三五天，多则七七四十九天，直闹得乌烟瘴气，精疲力竭。人们于其中大量地、尽情地消耗精力，重建心理平衡，同时获得快感。
其次是社会心理需求。这可以从心理寻求“弥补”和表现”两方面看，它们分别表现了人性的“软弱性”和“强大性”：作为丧主，他在丧事操办中可能包含着水恒、归宿报恩、赎罪、寄托、渲泄等心理；而族人、亲朋和故旧的前来对正遭丧亲之痛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和被破坏的群体生活都有心理上的重建作用，如他人的安慰和帮助就可以使自己获得一种人际归宿感、被承认感，从而更少孤独感(即：“情感抚慰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此时，人在心理及情感上已极度软弱，亟待弥补。另一面则是人们通过丧葬在尽情地表现自己，发现或炫耀“自我”，以此获得了心理满足，如炫耀心理、攀比、权力等心理。他可能犹如在指挥千军万马，调动一切，因而感到异常的兴奋。在缺乏活动机会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总有一些极端热衷于红、白喜事的活跃分子。
三是社会联谊、娱乐的需求。
古代农业极具封闭性，各地区之间极少往来，生产和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贫乏。于是，古代人不仅通过一些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来沟通和集体娱乐，也充分地利用了丧葬事件进行弥补。在丧事中，人们借为死者操劳的名义大肆活动，如采办、伙食、接待、布置、吹拉弹唱等。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拉家常、叙旧、相互问候，坐谈终日，言不及义，此时，丧主失去亲人的痛苦和丧事操劳的心力交瘁并无关他们的痛痒。丧事还带来了许多的娱乐活动，出殡前夜的“辞灵仪式”是最热闹的场面，丧主再贫困也必须请乐队、僧道人等吹吹打打，超度亡灵；富贵之家在整个殡葬期间还搭台唱戏，热闹非凡。这类特殊的娱乐活动总要招致大量的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远近人们前来观看。同时，人们借“丧宴”饮宴聚会于丧主之家。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殡葬活动的“娱乐功能”、“联谊功能”，它们使单调的古代生活增添了动态感，并加强了人际联系。
可以说，在中国殡葬活动提供了一个人性的尽情挥洒的社会补充领域。在农村，丧期若在农忙季节，热闹程度就会大减。当然，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需要此类联谊、娱乐和心理整合等借助，因而对隆丧厚葬并无兴趣。这时，社会已经形成的隆丧厚葬的习俗就会对他形成社会压力，这类人为“不入俗”。
其四是社会教化需求。这一需求总是通过国家意志得以实施的。已如前述，治理社会就是治理人；治理人的关键又在于治理人心，即教化人。历史上，一切宗教、社会学说其用意都在于教化人，而死亡文化及其殡葬操作则是这一社会教化工程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殡葬文化在上帝、灵魂的名称下实施对人的教化；儒家的殡葬文化则在孝道的旗帜下进行这一教化，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是这一文化的纲领。由于中国社会的难于治理，因而儒家对死亡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尤其倾注了心血。
上述四类社会需求，归纳起来就是：满足人，教化人。任何时候，人都是需要满足的，所谓“人情所好，圣人不禁。”但仅是满足而不教化，则“同于禽兽矣”。
隆丧厚葬的社会机制
中国人是举世公认的最为死人操心的民族，它产生了隆丧厚葬的传统。当然，并非中国人天生热衷于此，而是中国社会有此需求。但是，光有需求还要有相应的支撑条件，或实现的结构，我们称之为隆丧厚葬的“社会机制”。
首先这里有相对充裕的物质财富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已如前述，中国古代的农业条件是世界上最优越的，这不仅能养活庞大的人口，而且为其它的文化活动诸如隆丧厚葬提供了物质保障。当然，史书记载有过“贫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但这只是社会财富在分配上的失调问题，其整个的社会财富仍然存在着。社会安定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历来是世界性大国，大国在安全上有两大优势：一是外部敌人较难构成威胁。像西欧历史上小国林立，国与国之间战事频繁，稍一不慎，便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中国周边的“蛮夷”欲颠覆中原王朝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二是国内有稳定性。国家大，当局部矛盾激化时，在全局尚具有回旋与调和的余地，因而稳定性就大(这一优越性又常使中国人在历史上变得有些老态龙钟，行动迟缓，缺乏忧患意识)。在汉唐、宋、元、明、清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社会安定几十年乃至二百年是常事，这是好几代人的时间。即便边关上有战争，中国幅员辽阔，后方依然可以歌舞升平，过太平日子，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南宋林升就有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由于社会安定时间长，就为人们沉湎于丧葬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说到底，隆丧厚葬乃是富裕的太平年代人们的一种奢侈品。倘若社会贫困，或动乱不止，战火频仍，“离乱人，不如太平犬”，人们就不会有这一雅兴了。
其二，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古代，各家的生产资料均掌握在父亲手中，宗法制历来是作为一类“准政府”权威存在的，宗族中的族长、理事会成员均是族中辈份较高且有影响的人物，这些都能保证长者、老者更充分地享有经济政治、精神权力。旧有俗语：“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便是这一社会权力关系的写照。在中国，殡葬历来是一类家族性行为，即维系家族血缘关系、强化家族意识、光耀门第并发展家族势力的一类活动。而崇尚丧葬乃至屡屡演成隆丧厚葬本质上又是抬高长者、老者社会地位的一类社会行为，而宗法制正好就是促成这一“抬高”的社会权力机制，它对中国传统的隆丧厚葬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事实上，宗法势力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做这一行为上的导向，如谁家未尽心乃至大力操办上辈人的丧事，就会被指责为“不孝”、“没良心”、“吝啬”、“简直是个畜牲”之类；反之，则受到一致的赞扬。而中国古代人直接的外部社会环境就是家族。
其三，祖先偶像崇拜的民族心理的根深蒂固。如前述在信仰上，中国人历来缺乏抽象崇拜的兴趣，而是重偶像、重直观，他们更多地是将自己感情寄托在某种实物上。失去了直观物，人们的神往、崇拜将失去依托。因而，在殡葬上对死者的遗体、遗物尤为看重。同样一块碑、一堆土、一座坟块灵牌、一座祖庙，在中国人眼中都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义，并赋予它们一种特殊的魔法力量，因而被视为本家庭(家族)的一部分。尤其是祖坟，它被视为先人的化身、象征和延伸。中国人经常将自己及家族深厚的感情、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直观物上，而不像基督教信徒寄托于更具抽象意义的上帝那里。人们暗喑祈求祖先亡灵“域”外施“恩”，降福祗于本家庭(家族)，使之兴旺发达；同时，自己也尽量改善先人的“生活环境”，诸如修坟、迁坟、上坟、祭祀、送纸钱之类，以此维持代际情感。
因而，对祖先的感情愈深，寄托愈多，这些直观物就愈壮丽、愈显赫、愈威猛。这样，中国人崇尚隆丧厚葬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人隆丧厚葬的民族心理基础，因为它带有更大的自发性、个人性，因而更深入人心(例如，现在的一些年青人，对于孝道不甚了了，而拜起菩萨和祖坟来却是那么地诚惶诚恐，动作非常熟练)。
其四，儒家“孝道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极力倡导“仁”，仁自“亲亲”始，即亲爱自己的亲人，首先就是父母，此即“孝”。故“孝为仁之本”，孝是仁的出发点。在孔子看来，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很难想象他会去爱别人，也很难奢望他能做出好事来。战国时代儒家有《孝经》，开章明义即说：“孝，德之本也。”两汉“以孝治天下”。儒家孝道文化风行天下。东汉，《孝经》列入“七经”之一，为读书人必读之书，后世屡有作注释者。儒家孝道文化，强调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并将它提高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社会治理高度。这就为中国社会崇尚丧葬、乃至屡屡演变为隆丧厚葬提供了种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并对反对者形成舆论压力。
儒家的孝道文化和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一类重血缘、重家族的“整体性”文化。它要求：个人近乎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它可以是家庭、家族、团体或社会)，个人的要求权利、欲望等等一切必须在整体中受到规范，得到承认，否则是非法的。因而，中国人也表现出较少个性独立，更多服从性，隆丧厚葬就是中国人“社会性人格”的一类较为典型的行为表现。
祖先偶像崇拜的民族特性有利于滋生隆丧厚葬，并力图保留遗体。20世纪，中国人已先后以万分虔诚的心情将孙中山(1924年)、蒋介石(1975年)、毛泽东(1976年)的遗体用水晶棺永久性地保存下来。这类行为只能从偶象崇拜中找到解释。此外世界上被水晶棺永久性保存遗体的还有过：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日成。他们都属于重偶像崇拜的所谓“东方”民族。
其五，国家的干预。殡葬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领域，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在干预，中国尤甚。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因而，它干预殡葬时拥有更得心应手的行政手段。如前述，国家干预殡葬，一是做出表率，二是强力干预(行政、立法)。例如，汉文帝和三国时的曹操都曾下诏提倡薄葬，以倡节俭之风。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厚葬之风会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致。不过，简丧薄葬不构成中国殡葬史的主流。事实上，每一朝代的隆丧厚葬之风都是皇室及其统治阶级在推波助澜，如秦始皇陵、汉武帝以后的诸帝陵均是隆丧厚葬的典型。在葬式上，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诏令天下不得火葬，认为火烧父母遗体太“不忍”，有伤“孝道”，并威胁违反者要予以惩罚。在中国，火葬源于印度佛教东来，南北朝时期在中原流行，到宋代的很多地方仍十分盛行。这本是一种最节俭的丧葬方式，但它和儒家的孝道文化、民众的偶像崇拜心理相抵牾，故宋、明、清朝，国家都曾予以禁止，民间也就难以普遍推广了。此外，国家对宗法制的支持、对祖先偶象崇拜的崇尚(皇帝有太庙、每年祭祖)也在间接地推崇隆丧厚葬。
中国殡葬传统的最大特点在于：“隆丧厚葬”(或“长殡厚葬”、“隆殡厚葬”)。这一传统至少可迫溯到3500余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后来历代相沿。秦汉以后，简丧薄葬虽时常和社会文明形态对殡葬的影响隆丧厚葬相交替，但不占主流。
对此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根源：一是社会需求它们构成隆丧厚葬的可能性，即是说，它不必然导致这一社会结果；二是社会机制，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之成为现实性大体上，造成中国隆丧厚葬传统的最深厚的原因在于：精力过剩、财富充裕、社会安定、祖先偶像崇拜、孝道、宗法制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以“孝道”为基调的隆丧厚葬的社会结果。
归纳起来中国殡葬活动的社会功能大体在于：消耗社会过剩精力；心理满足(包括心理平衡)；情感抚慰；血缘凝聚；社会整合；民间娱乐等。在个人方面，是满足人、教化人，同时也是消耗人；在社会方面，则提供了一条凝聚的纽带。
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它的殡葬形态也最为完备，最为繁琐。因而，认识它对于理解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的死亡文化及其殡葬活动无疑具有指导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未经历过像西欧十四五世纪以来较为彻底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等个性解放过程，古代文化传统中诸如偶像崇拜之类的观念未受到有效清理，因而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殡葬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