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山公墓偶像崇拜自古有之：古人崇拜祖先神灵山岳
- 殡葬习俗
- 201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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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精神信仰上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偶像崇拜。“偶”，清人汪中解释偶、寓二字相通，“偶人”即寓人象人，故又称之为“偶像”。它用木、石或金属制成，最先是陪葬的冥器。哲学上引申则指一类崇拜形式。所谓偶像崇拜，指将所信奉的神灵塑造成某种具体的形象加以崇拜的宗教形式。在感情上，崇拜者认可这些实物就是他们所崇拜的那一神灵。崇拜对象多为人形，如孔子、如来佛、送子娘娘等塑像；也有兽形，如镇河铁牛；或半人半兽形，如狮身人面象藉此，人们心中才能升腾起一股神圣的崇拜感情，或寄托一种安全感。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偶像崇拜是祖先、先王圣贤偶像崇拜，也就是将对于祖先、先王圣贤的崇拜和敬仰予以神灵化，并将他们塑成偶像，予以供奉。这一崇拜形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西周时代，中国就有了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偶像崇拜系统，这其中既有祖先又有圣明先王、贤相；到两汉以后，统治阶级又续上孔子、孟子、颜回等。有时人们也将一些品行超卓者作为偶像供奉起来，如董永卖身葬父，其事载于晋·干宝《搜神记》，其德行为人敬仰，后世许多地方为之立庙、塑像，四时祭祀，奉为神灵。在民间，各家庭则有自己祖先的牌位，人们将它们作为先人的偶像(象征物)供奉起来，视其亡灵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对之行宗教式的信仰和膜拜礼仪。这些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进而，中国人将天、地也偶像化，称“天为父”、“地为”君主则是“天子”。
童子入学要拜5个最为神圣的偶像天、地、君、亲(父母)、师(孔子像及受业之师)。由于天地是虚拟的对象，君指帝王及各级官吏，不在眼前，父母在家已敬过了，因而此时主要是行拜师礼。黄药眠先生回忆少时入学行拜师礼的情形:“最初进校，首先要我向课室中间挂的孔夫子像三跪九叩，礼仪极为隆重。教师谆谆告诫我们，要遵守孔子的遗训。”旧时，太子入学时，不便拜师，于是改为揖(见长者的半拜之礼)。帝王们祭祀天、地为国家大典，连同祭祀先帝和祖先，以此表示受命于天，将自己家族的偶像升级。不同的朝代，还将山、川、河流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如汉、唐时代帝王们去泰山封禅(祭祀天、地)。战国时魏国的西门豹在漳河就曾铲除了当地豪绅给“河伯娶媳”的陋习，在这里，河伯是被当成偶像神来对待的。
总之中国人的神系统是非常混乱的。黄药眠先生回忆他少时母亲带他拜神的情形，这在中国民间非常具有代表性“我母亲很迷信，拜的菩萨是很多的，有佛教诸神如释迦牟尼观世音、五百罗汉之类。有根据当年皇帝诏书而封下来之神，有不知根据什么经典由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之神，如什么‘玄天大帝’、‘五显大帝’、‘阴那山什么祖师’之类。我的母亲是逢神必拜。甚至离家门很近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木牌位，她也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去烧香跪拜一番。有一次，我对她的这些习惯表示不耐烦，说:‘我们对这许多大的菩萨都拜过了，祈过福了，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当然也就知道，就会照办了，何必又走前去向他们烧香?’我母亲很不高兴，对我说:“你小孩知道什么?!你就听妈的话，对所有上天下地的许多神都低头祈福就是。
阎罗王、城隍爷爷当然知道我们是好人，会保护我们，但大神只管大事他来不及管或没有工夫管，例如妈妈常带你出去看戏，半夜才回来，假如三岔路口碰见凶神恶煞要来勾引你的魂灵，城隍爷就未必管得了，你如能得到土地爷爷的保护，那不就可平安无事了吗?所以大神有大神的好处，小神有小神的好处，千万不要重这个神、轻那个神，这会使神也不高兴!’我当时年龄小，一点不懂得她的意思。现在阅世渐深，觉得她的话，虽然是出自迷信、但在人世间来说也未尝不可适用。真是大神有大神的作用、小神有小神的作用，即使你对大神的关系搞好了，但对下面的小神的关节搞不通，也会搞坏事情罗。”
他还讲到，她母亲还每年年初请女菩萨“桃花夫人”(专司保护儿童)吃饭，以求她保护自己的孩子，叫“祈福”；到年终果然无灾无难于是又请吃饭，以示感谢，叫“还福”。并要自己的孩子拜此神做“干妈”。黄老先生感到，中国人对神，“没有西方人那样虔诚，而完全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神灵观。中国人对神似乎持一种“礼多人不怪”、“多多益善”的态度。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民间还是有自己最基本的崇拜系统，此即祖先偶像崇拜。
以祖先为本位的偶像崇拜的产生并作为传统得以延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大农业所形成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华夏民族很早就对这块肥沃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且这一重士地从而少迁徙的感情一直被延续下来(相反，贫瘠之地人们的这一感情会要淡薄得多。)；由热爱和依恋土地遂激起对先人开拓者们的感激和敬仰之情，并从中培植出对祖先、圣王的偶像崇拜感情这一偶像崇拜的核心是孝道文化，与宗法制相互维持，相互促进，大有助于社会治理，因而得以世代相传。
在中国古代，祖先偶像崇拜持久的力量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因为它是靠个人对上一代、上几代的效忠(发展为“孝”)以及对远古先人的神化而维持的；而宗法制如没有祖先偶像崇拜给予精神上的维系作用也将难以维持。偶像崇拜连同宗法制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深入地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殡葬活动在宗教发展关系上，偶像崇拜源于原始时代的灵魂崇拜和图腾崇拜，其核心是深信祖先的灵魂依然存在，且能够影响后代的生活；其形式则是能直观的偶像。
本来“睹物思情”是人类一个心理共性，它充分地表现在原始宗教上。但在文明社会的宗教中，这一心理特征的表现程度各异，并在古代的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精神信仰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欧洲奉行更具抽象性的神灵崇拜。先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多神教，到公元以后逐步演进为基督教的一神教，人们崇拜单一的上帝神。这些神已摆脱了具体的人性、人形，不再是某个人，而是高度抽象化了的人格神，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是谁?教堂里正前方有耶酥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造形像，可他只是上帝的儿子，而上帝本人是谁，毕竟还是一不可捉摸的对象。教徒们便根据它去联想心中的“主”。
由于只有一个上帝神，所有人包括国王都是上帝的仆人，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又称灵魂平等)，连建立国家都是为了体现上帝的这一意思。在中国偶像崇拜却一直延续下来了。就是说中国人眼前必须有一个引起崇拜感情的物体，否则难以在心中燃起这一神圣的感情。中国人的偶像崇拜物繁多，并且一层一层地套着等级，大的管小的，小的管更小的，还有一些不知归谁管的游离偶像神，它们都各有自己的神通、权势，可随时定草民之生死，这与中殡葬的影。
国古代宝塔式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宗法家族制度以及江湖势力共存的社会现象正相吻合。中国古代是最高皇帝下面套着一个官吏体系，这是一群大大小小的“皇帝”，他们均自称是“民之父母”；家族制度体系也如此；江湖势力也如此。开罪了任意一方或任意某个环节都会坏事(如黄眠药先生言)。这样，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祈祷方式上也有了差别:基督徒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祈祷，因为“主在我的心中”；而中国人则通常要有偶像在面前才能祈祷，如向庙中的菩萨、家中的祖先灵牌或某圣人等。当然，在没有偶像物时他们也可能对“天”祈祷，但此时的天，或是偶像物(如前述)，或为无可奈何的心情，民间戏称为“喊天”。
原始宗教的发展是由具体到抽象、由直观到象征的过程，即从崇拜个别的对象物逐步上升到抽象的人格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原始宗教并没有象欧洲那样逐步走向一神教，而是停留在直观的偶像崇拜上，因而是宗教不发达的形态。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同时期的欧洲在精神信仰上的一个很大差别。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宗教不发达的民族。
孝文化、宗法制、祖先偶像崇拜，这3者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死亡文化及其殡葬的理论出发点。比如，中国人十分看重祖坟，祖坟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灵魂不死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孝道、家族观念和偶像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