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封侯死当庙享：中国古代国家对殡葬的价值导向
- 殡葬习俗
- 2019-09-25
- 人已阅读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上“以农为本”，所谓“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政治上“以官为本”，重等级，所谓官吏为“民之父母”、“天下之表”，犹如万民仰慕的“北斗”；社会治理上则“重孝道”、“重宗法”。反映到殡葬上，就是历代国家重丧礼的等级制度，给官吏以“哀荣”，如崇其坟高和碑铭，施抚恤、卿赠和赐祭等；鼓励人们重祖坟，倡上鼻、以此建立庶民的人生追求目标，所谓“生当封侯，死当庙享”，中国古代的殡葬历来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工程来进行的如前所述，国家对社会包括殡葬的千预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是道德引导，即自身做出表率，其二是强力压制，即“严加捉搦”。这两种方式之最高目的在于对社会作出“价值导向”，即将社会普遍行为引导到“国家意志”所希望的轨道上来，所谓“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一导向的结果。一般而言，国家（或统治阶级）之所好与社会风俗、社会殡的追求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中国历代国家本着农业文化、儒家孝文化、官本位等级文化的精神对殡葬领域进行着一脉相承的价值导向，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孝文化导向（明父母子女关系）：即丧事中的孝子贤孙本着“敬”、“哀”的原则办理丧事，并居“三年之丧”。孝为修养“人格”塑造“君子”之本，治理社会的人心根本，历代国家对此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孝的延伸是忠，它体现在殡葬领域就是忠文化导向。
忠文化导向（明国与家的关系）：它是孝的国家化，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忠是最高目标，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死于国”。中国5000年历史，入世主义占主导倾向历代国家鼓励士人登仕途，进入国家统治阶层行列，两汉有“举荐”孝廉、贤良、方正，隋唐以后则有“科举”入仕，与此同时历代还有军功入仕之途。但一般而言，文武之臣的人格必须是“孝子”，即国家只提拔那些具有孝行的人材入仕以维护统治集团的“优秀”和“纯洁”。
这一孝、忠相衔接的社会理论体现在殡葬领域的诸多方面，如《汉书·高祖本纪》载的《金布令》中有送战死在外军人的灵柩还乡的规定，汉武帝时在北边防守匈奴的军士仍享受这一待遇。国家还给去世官员以赐赠，如两汉时官吏死朝廷有“法赙”或“例赙”。《汉书·羊续传》：“二千石车，官赙百万钱。”既为助其家办丧事，并有抚恤其家属之意。西汉中后期，“天下殷富”，二千石死后，加上当时流行的丧事人情，通共可达千万以上，“妻子通受之，以定产业。”唐代沿袭汉制。据杜佑《通典》载：文武官员一品死，卿物200段（绸缎），粟200石，以下依次递减；若死于“王事”，则另外还有“敕赐”。
国家大力表彰那些为国捐躯者。历代为国而死者，除受到赐谥、赐祭、追赠、立庙、赙赠优厚、提高丧事的等级规模等哀荣以外，子弟还可受到袭爵、赏赐等优待，所谓“泽及子孙”，以便为统治集团延揽人才、人心，鼓励为国家效力的热情。如三国时吴国大将周瑜死于箭伤，因其有大功于吴国，其长子周循被授骑都尉，早死；次子周胤授兴业都尉，后封侯。南北朝时，北周（都长安）柱国大将军庸国公王雄死于战阵，朝议认为其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授其子王谦袭父为“柱国大将军”及“庸国公”爵位。王雄以丧礼（年）未终，不受。皇帝亲写诏令“夺情”迫其受封（《周书·王谦传》）。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殉难的邓世昌，据有资料载，当时朝廷的“抚银”是3000两。现在，国家则有革命军人、烈士伤残和牺牲等抚恤规定，均属殡葬领域中的“忠文化”导向。
《明会典·丧礼六·恩恤》：“国初，武臣亡殁，念其勋劳，卿恤之典，特从优厚。其后渐为限制，今并文臣恤典著于后。”后面便是各品级官员战死或病死于军中的卿恤规定。
孝文化和惠文化的导向是国家干预殡葬的主要方面，亦所谓周礼儒家的“亲亲”、“尊尊”原则。“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重于忠”，即“亲亲”的最高体现在于“孝”，“尊尊”的最高体现在于“忠”。按照这条原则去做，“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诸侯）社稷可保。”（《汉书·宣元六王传》）这里告诉人们：认真做到孝和忠对你们有好处，这样富贵可以“不离于身”，封可以永“保”。因而，可以说，中国的孝、忠文化是功利主义的。这一“功利性”既是针对人性而定的，同时也种下了在历史上屡屡走向反面的种子。
宗法关系导向（明亲疏关系）：至少从仰韶文化那些排列序的氏族公共墓葬中就可以看到尘世社会的血缘关系。进入文明社会，由于国家的组织结构直接从旧式血缘关系演进而来并仍然相当地依赖这一血缘关系，因而各国古代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血缘关系来联系社会，中国古代尤甚，此即著名的宗法制。如前述，西周即“宗统”与“君统”合一的国家。秦汉后，宗统与君统合一的格局虽不存，但民间的宗法权力结构仍延续下来，成为一级“准国家”组织。国家发现它有利于社会治理，于是认可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宗法权力的存在，与此结成同盟，所谓“官绅合治”。宗法关系体现在殡葬中有“五服”居丧制、族内有丧相帮（包括姻亲之家）、祖坟祖庙，以及祠堂中的族谱等均为宗法关系的体现。五服宗法制是孝（父母）关系的扩大。
社会等级导向（明贵贱关系）：对更高等级的渴望乃是人性的追求，因而历代国家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效力。社会等级导向即国家规定不同等级者用不同级别的丧礼，并“著之于礼法”。从股墟商代墓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森严的殡葬等级规定；《周礼》中“冢人”主管王室的墓地，“墓大夫”主管一般墓地，死者地位高，守墓人的地位也高秦汉后，殡葬等级的规定历代相沿，如前述，诸如，饭含、大小殓、铭旌、棺椁、丧礼规模、墓碑大小高矮、石像生、庙数、祭祀等等方面几乎都有数不清的等级规定。仅通过殡葬文化就可以说，中国历代是一个重等级因而也等级森严的国家。社会等级导向是忠关系的扩大。
在讨论古代的等级制时，要注意到，古代人对等级制的承受能力比现代人强，还要注意各朝代对等级制的规定有异两汉时，皇后娘家的兄弟子侄可以凭此一步登天，为朝廷执政首脑，娘家人也可以因此而大得封赏。如西汉末王莽家族的兴起就因其姑王政君是太后的缘故；东汉中后期窦宪家族梁冀家族、何进家族的先后执政均因本家出了一个太后，缘此门道而得拔擢。这些人一般少教养，一朝得势便横行霸道又有太后撑腰，无人敢问。三国时，吸取两汉教训，开始防止后宫干政，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诏曰：夫妇人
